张维迎的产业政策理论错在哪里？分清原创和追赶 | 袁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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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就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读了双方的文章后，感觉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思考都很有深度。不过，在张维迎教授的核心论述中，我认为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林毅夫和张维迎辩论后合影
这个核心论述就是，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张维迎的说法是：“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创新分为两种：原创和追赶。原创是做出以前没人做过的事，追赶是做到别人做过而自己没做过的事。
对于原创，上述观点很正确。这使得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在开拓新领域时困难重重，对产业的引导常常以失败告终，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模拟信号电视。
但对于追赶，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这时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很清楚的，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也往往很清楚。
美国之外的国家造核武器，就是典型例子。在美国造出原子弹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核武器是可以造出来的”，这就是核武器最大的秘密、最重要的信息。苏联、英国、法国、中国用不着从头摸索，许多技术通过分析已有的情报就足以确定方向。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另一个例子，是零部件的国产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多领域引入了外资，也制定了国产化的指标和政策。通过这种途径，培养了很多技术人才和零部件企业。例如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就曾经是一汽大众总装车间主任。中国的汽车和大飞机产业虽然还不算特别成功，但毕竟具备了造出整车和大飞机的能力，能够向国外出口，纵向比进步巨大，这其中国产化政策功不可没。
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光电倍增管，是粒子物理实验的关键部件。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因为探测宇宙中微子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会做20英寸光电倍增管，实验成本大大低于只会做5英寸管的美国。诺贝尔奖网站上有一张照片，就是小柴昌俊抱着20英寸光电倍增管（）。
小柴昌俊抱着20英寸光电倍增管
我国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2015年获得基础科学突破奖，其中的光电倍增管全部是从日本滨松公司购买的。为了突破这个瓶颈，2011年，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核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大学等组成产学研合作组。经过4年攻关，攻克了多个技术难点，研制出量子效率、收集效率和单光电子峰谷比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样管。11月25日，国内首条20英寸光电倍增管生产线启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北方夜视将为江门中微子实验生产1.5万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英寸光电倍增管。
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首席科学家王贻芳领取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这些例子说明，当处于落后地位时，产业政策是相当有用的。事实上，这不只是中国的经验。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等著作中，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现在的发达国家以前都是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实现赶超的。这其中不仅包括以国家干预闻名的德国、日本，也包括往往被当作自由经济典范的英国、美国。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言：“没有自然而生的自由放任，也从来没有自然而生的自由市场。……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完成事情的方法，而是一件需要被完成的事情。”
张夏准
这样看来，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不是很明显的吗？
作者简介：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
【本文2016年12月28日略经删减后以《产业推动对科技创新功不可没》为题发表于《环球时报》第15版国际论坛版（），风云之声发表全文。】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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